刘志丹

刘志丹(1903-1936)，原名刘景桂。陕西保安县（今志丹县）人。早年就读于永宁山高等小学，192年考入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1924年冬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春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刘志丹出生于一个殷实家庭，祖父刘士杰是清朝同治年间的拔贡，秉性刚直，喜欢抱打不平，颇受乡亲敬重。父亲刘培基是乡里的秀才，刘志丹出生时，父亲刘培基在金汤小学教书，后转而经商，曾担任地方民团文职副官。刘志丹6岁时，随母亲回到老家楼子沟，就读于永宁山县立高等小学。由于军阀官僚和豪绅地主的残酷统治，陕北人民生活极端贫苦。刘志丹自幼目睹家乡饿拜遍野、民不聊生的凄惨景象，十分同情贫苦人民，立志发奋读书，改变社会的不平等现象。

小学毕业后，刘志丹抱着朦胧的改造社会、复兴中华的愿望，于1922年考人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时值“五四”运动之后，新思想的影响逐渐波及偏僻的陕北，加之校长杜斌是个爱国人士，为了振兴教育事业，他力主改革校政，设法延聘名师。刘志丹入学后，正是魏野畴、李子洲、呼延震东等进步教师陆续来校任教的时候。带来了新文化、新思想，榆林中学的面貌开始改观，逐渐变得活跃起来。刘志丹因经常与魏野畴、李子洲等共产党员教师接触，深受他们的熏陶和影响，如饥似渴地阅读《向导》、《新青年》等进步书籍。不久，榆林中学在魏野畴的帮助下组织起学生自治会，刘志丹被选为学生自治会会长。在志丹的主持和进步老师的指导下，学生会积极开展各项活动，即：推销革命书刊、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时事研究会、剧社、画社等团体，开办了平民小学，同陕北军阀井岳秀操纵的封建迷信组织同善社作斗争，并组织领导榆中学生反对旧势力的罢课学潮。之后，旅京陕西学生进步社团共进社发展到榆林，刘志丹成为这个组织的骨干成员，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

1925年秋，广东革命高潮迭起，党组织决定选派刘志丹等去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学习，刘志丹便成为黄埔军校第四期炮兵科的学员之一。1926年秋，刘志丹从黄埔军校毕业，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总政治部组织科科长、西安中山军事政治学校教官。后被派到国民军联军第四路军马鸿遥部任政治处处长，为提高部队政治素质，改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做了大量工作。1927年夏，由于冯玉祥的“清党”而被关押湖北，经中共组织营救后回陕，任中共陕西省委交通员，往返于上海和豫陕之间，秘密开展联络工作。

1928年春，刘志丹和唐溺、卢绍亭、谢子长受中共陕西省委委派，前往驻洛南的陕军暂编第三旅许权中（中共党员）部，加强党对该部的领导。5月中旬，许旅摆脱军阀混战，开赴华县参加渭华起义。部队在高塘进行改编，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革命军在起义农民配合下，形成了以华县高塘、渭南塔山为中心的大片红色武装割据区域，在渭南崇凝建立起陕西第一个区级苏维埃政权。渭华起义失败后，1929年3月，刘志丹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同年7月被选为中共陕北省委候补委员。10月初，刘志丹、谢子长赴绥德参加中共陕北特委第三次扩大会议，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扩大会议精神，决定合并党、团、工会农会组织，成立中共陕北行动委员会，赵伯平任书记，谢子长、刘志丹任正、副指挥，确定要积极开展城乡武装暴动。

1931年春，刘志丹打人驻甘肃骑兵第四师苏雨生部任团长，驻防旬邑职田镇。经充分准备，改选了党支部，杨树荣任支部书记，刘志丹、王世泰分别兼任宣传、组织委员。党员人数达三十多人，分散在各个连、班。刘志丹即派杨树荣到西安向陕西省委汇报兵运工作情况。不久，部队因行动不慎，引起苏雨生怀疑，苏雨生以商量军机为名把刘志丹召到彬县关押，部队被缴械，开往彬县，编为苏雨生部直属运输队。后经中共陕西省委和陕西省国民政府秘书长南汉震（共产党员）、杨虎城高级参议杜斌ZJ$营救，刘志丹获释后，打入驻平凉的甘军新十三师陈口璋部，并以陈的名义在宁县建立了第十一旅，任旅长。为执行中共陕西省委“策动甘军五个旅兵变”计划，兵变失败后，刘志丹回到南梁，经过艰苦努力，组建了南梁游击队。

“九一八”事变后，南梁游击队与阎红彦、杨重远、师储杰、杨琪等领导的陕北游击队在南梁一带会合。1932年1月，在甘肃省正宁县柴桥子成立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李杰夫任政委，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兼第二大队大队长。2月，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在甘肃省正宁县三嘉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4月，省委常委杜衡到旬邑县马家堡，撤销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将陕北游击队分为三、五两个支队。刘志丹任三支队队长，率领游击队西进彬县，切断西兰公路，在永寿、彬县、乾县、礼泉边界地区开展游击战争。5月，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恢复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任命刘志丹为总指挥。在刘志丹的指挥下，游击队半个月挺进数百里，经过五个县，取得了九战八胜，歼敌一千四百人，缴枪一千二百余支的重大胜利。七、八月间，阎红彦、谢子长先后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九月率部南下耀县照金地区。此时，敌人兵分三路对游击队进行新的围剿，一路为贺高侯部千余人，由旬邑土桥经安子洼向照金进攻；第二路为井岳秀部一个营配合民团二百余人由宜君进占马栏；第三路由胡三带领富平、耀县、铜川三县民团四百余人，由耀县进攻照金，情况十分危急。但谢子长、刘志丹沉着应战，击毙副总指挥党谢芳，生擒耀县小丘团总柴子发，歼敌四百余人。照金战斗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士气，战后由于敌人反扑，为了避敌锋芒，部队撤离照金，北上保安。临走时，刘志丹将特务队交由两当起义失败后回到照金进行革命活动的习仲勋领导，就地坚持游击，开辟根据地。

9月，游击队进攻保安失利，撤至合水县梢林地区的平正川，部队情绪低沉。谢子长、刘志丹在这里召开队委会，决定分散活动，筹集粮款，解决冬衣问题，并寻机消灭小股敌人。会后，将游击队分为三路活动：刘志丹带领一个大队到甘肃合水塔尔掠一带活动?杨森、黄子文带领六十余人到三原武字区活动；阎红彦、杨重远、杨琪带骑兵队到耀县照金一带活动；谢子长依靠群众的掩护，带领三十余人，留驻平正川、豹子川的山林里，照看伤病员。经过一段时间筹得了一批粮款，取得了一些胜利，部队又恢复了战斗力。

12月上旬，各路游击队在合水县黑慕原、塔尔原地区会合后，南下淳化地区开展游击活动。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命令游击队开赴宜君县杨家店子村（现属旬邑县）进行改编。杜衡以省委代表身份来到游击队，利用改编机会极力进行宗派活动，指责刘志丹、谢子长等执行“右倾机会主义”、“土匪路线”，撤销了谢子长、阎红彦、杨重远、刘志丹等同志的领导职务。强令谢子长、阎红彦去上海临时接受中央“受训”，因杜衡不懂军事，刘志丹、杨重远勉强被留在部队，但不分配重要工作。紧接着，杜衡宣布陕甘游击队正式整编为红二十六军第二团，王世泰任团长，杜衡兼任军、团两级政委。刘志丹表现了坚强的党性修养，他心底坦荡，顾全大局，毫不计较个人得失，积极协助王世泰做好工作，帮助起草了《政治工作训令》和纪律条例，并尽一切可能来维护部队的团结，遇到战斗则精心协助拟定作战计划，争取打胜仗。由于志丹工作出色，干部战士都亲切地称他为“我们的参谋长”。

在中共陕西省委和陕甘边特委领导下，刘志丹和团长王世泰等指挥红二团南征北战，东西冲杀，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初具规模，不断巩固、发展、壮大。在强敌进攻面前，杜衡悲观失望，此时，元视党和红军取得的胜利和照金客观实际，一意孤行，主张放弃照金苏区，南下渭华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刘志丹坚决反对，指出：渭北暴动失败后，那里群众受到极大的摧残，有失败情绪放弃我们费尽心血建立起的根据地就是自取灭亡。杜衡执意不听，污蔑刘志丹“老右倾主义”。在杜衡的错误决定下，强令红二团南下，结果导致部队在终南山被国民党军包围，突围中部队被打散，几乎全军覆没。

1933年夏，全国形势又有了新的发展。抗日救亡运动和红军的胜利推动了陕甘革命斗争的发展。在陕西省委的领导下，王泰吉率领骑兵团在耀县起义，改编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开赴三原，失败后退人照金苏区。乘耀县起义东风，耀县县委组建了耀县游击队，在张邦英、陈学鼎带领下进入照金苏区。由渭北游击队改编的红四团在强敌进攻渭北苏区时转移到照金苏区。为了加强对根据地武装力量的领导，制定发展战略，8月中旬，中共陕甘边特委在陈家坡召开陕甘边党、政、军联席会议，决定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统一指挥根据地的武装力量。10月，刘志丹死里逃生，历尽艰险，返回照金，被任命为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参谋长，指挥部队转战陕甘边广大地区。1934年1月，刘志丹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师长，5月任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任陕甘边军政干校校长，分批训练各级干部和战斗骨干。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刘志丹提出建立陕北、陇东、关中三个游击根据地。这三块根据地以南梁为中心，红二十六军居中策应，根据地得到重大的发展。国民党当局对此大为惊慌，1934年2月，陕、甘、宁三省的国民党军队对陕甘边苏区和红二十六军发动了第一次反革命“围剿”，形势异常危机。刘志丹指挥红二十六军主力在地方游击队配合下，采取避强打弱的战术，寻机歼敌，取得九战九捷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当局的围剿。红二十六军发展到五个团，同时开辟了十多个县的苏维埃区域，正式成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

1935年2月，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刘志丹任西北工委委员、西北军委主席（一说为谢子长）。在第二次反“围剿”斗争中，刘志丹制定出集中主力在运动中逐个击破敌人的方针，先后解放了六座县城，实现了把陕甘边和陕北苏区联成一片，游击区扩大到三十多个县，苏区人口逾百万，主力红军发展到五千多人游击队发展到四千多人，在二十多个县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由于西北红军英勇作战，有力地配合了红一方面军北上，使这块全国仅存的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

5月，红二十六军与二十七军成立两军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同年8月，国民党发动了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刘志丹指挥红军首先打垮了渡过黄河的阎锡山部两个旅，迫使阎军退回山西，接着又集中兵力进攻北线之敌。

9月，中共鄂豫陕省委率红二十五军到达延川县永坪镇，与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合。9月17日，在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的主持下，召开中共西北工委、鄂豫陕省委和三支红军的领导人会议，讨论西北地区党和军队的统一领导与第三次反“围剿”问题。决定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并改组了西北军委，将三支红军合编成红十五军团，刘志丹任红十五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会后即返前线，与军团长徐海东等一起指挥了唠山战役并取得重大胜利。正在这时，执行“左”倾教条主义方针的西北代表团和陕甘晋省委主要负责人，提出了争取与陕南、川陕苏区连成一片的冒险计划，并开展了所请的反“右倾”斗争，直至发展到错误肃反，攻击刘志丹“一贯右倾”，甚至诬蔑刘志丹是“白军军官”、“反革命”，下令逮捕。正由前线返回瓦窑堡的刘志丹在途中遇见了去红十五军团送信的通信员，顺手把要送的“急件”，交给了刘志丹。刘志丹拆开一看，原来是逮捕自己的密令。为了顾全大局，还是策马奔向西北代表团驻地，刚一落脚即被投入监牢。错误肃反使党的组织和红军被严重削弱，军心动摇，民心不稳，加上国民党的第三次“围剿”还在继续，西北根据地陷入严重危机。

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吴起镇，得知陕北错误肃反后，当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派王首道、贾拓夫等赶赴瓦窑堡，释放了刘志丹等被监禁人员。毛泽东、周恩来进驻瓦窑堡后接见了刘志丹。不久，刘志丹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后方办事处副主任、红二十八军军长、红军北路总指挥和瓦窑堡警备司令。

1935年“华北事变”后毛泽东、彭德怀和刘志丹等于12月8日联合署名发表了《告陕甘苏区工农劳苦群众书》，号召劳苦群众争当红军，“和万恶的敌人血战”，“来保卫我们神圣的苏区”。

1936年4月，刘志丹率部东征，渡过黄河，到达山西抗日前线，在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牺牲。6月，为纪念这位西北红军和西北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中共中央决定将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1942年在刘志丹牺牲六周年时，毛泽东挥毫题词：“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1943年5月，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人民为刘志丹举行隆重的公葬典礼。毛泽东的题词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朱德的题词是：“红军模范”；周恩来的题词是：‘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党和军队、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刘志丹为中国革命做出的巨大贡献。

1994年8月经中央军委确定冠以刘志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家”称号。

2009年9月14日，刘志丹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来源：《照金人物》·中共铜川市委史志办公室 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