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

习仲勋(1913-2002)，陕西省富平县淡村镇都村习家庄人。父母亲都是朴实的庄稼人。习仲勋9岁入学，13岁上高小，上学期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8年4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8年，习仲勋考人三原县第三师范，在校期间因参加学潮被三师训育主任魏海记入黑名单。中共三原县委高度重视这些进步青年学生的安危，县委学运负责人武廷俊召集宋文梅、习仲勋、程建文等开会研究，根据中共三原县委指示精神，决定除掉魏海，采取毒杀的方法，由程建文执行。用一种叫“人缘巴豆”的毒药，因使用方法不当而失败。行动暴露后，习仲勋等被关押于三原看守所。4月由武廷俊介绍，在狱中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6月，国民党三原县县长易人，经多方营救，新上任的孟县长口头放人，但又怕承担责任，便移交国民党陕西省当局处理，习仲勋等十人被转送西安国民党军法处关押。10月，经保释出狱后，习仲勋回乡从事农民运动。

1929年，关中大旱，夏粮元收，秋粮元种，灾情漫延。习家灾祸迭起。先是正当壮年的父亲习宗德突然病逝，又是习仲勋患上了严重的湿莎疗疮，使习仲勋非常焦虑和痛苦。习仲勋病愈后，专程到富平县找到自己的老师陈叔馨（接替严木三任青年团富平县委书记），在陈老师安排下，习仲勋暂回家等待。习仲勋回家后，在中共武字区委领导下，组织农民开展抗粮、抗款、抗捐、抗税、抗债和要饭吃、要田地斗争，发展党员，建立秘密党团组织。

1930年春，受中共陕西省委委派，习仲勋打人长武县颤寿山部二营（营长王德修曾是共青团员）开展兵运工作。习仲勋和省委先前派去的李秉荣、李特生等共产党员成立了党小组，李秉荣任组长。为了便于工作，党小组决定共产党员下到连队。李秉荣任三连连副，李特生任二连文书，习仲勋任二连见习官，以二连为中心开展兵运工作。经过半年的努力，先后在二营各连建立了党支部，党员发展到三十多人，并建立了营委，习仲勋任书记。

1931年，陕西省委派焦维炽来长武巡视工作，商量举行兵变事宜。因敌我力量悬殊而未能实施兵变计划。不久，杨虎城拘押枪杀到寿山后，将其部队编为陕西骑兵第三旅三团二营，王德修再任二营营长，习仲勋升任二营二连特务长，驻防彬县。

1932年3月，部队换防，一营将开往徽县、成县，习仲勋决定利用换防之机举行起义，拉出队伍。派刘书林、张克勤速去西安，就举行起义问题向中共陕西省委报告。

中共陕西省委同意了营委的意见，并派省委军委刘林圃和张克勤来到凤县，以省委特派员身份直接指挥这次起义。

刘林圃到达凤县二连驻地双石铺，即与习仲勋、李特生等人联系，召开营委会，宣布中共陕西省委关于立即举行起义的决定。

晚九时左右，刘林圃、习仲勋、李特生在两当县北街一个骤马店内主持召开营委扩大会议吸收担任排长职务的共产党员参加。刘林圃以省委特派员身份宣布省委关于举行起义的决定，时间定在当夜十二时举行。具体分工是：一、二、三连连长由各连就地予以捕杀；非中共党员的排长，收缴武器后，随部队行动，待后处理；机枪连由一连负责收缴其枪械；营部和县政府由三连负责解除武装。行动结束后，在北门外集结，统一撤离。会议决定刘林圃担任军事指挥营委书记习仲勋参与组织领导全营行动。

午夜时分，起义如期举行，全营三百多人在两当县北门集中，营委决定，起义部队撤离两当县城，向北进发。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刘志丹带陕甘游击队进抵陕西礼泉、乾县一带，准备接应习仲勋等领导的两当起义部队。

习仲勋、刘林圃等率起义部队，到达两当县以北的太阳寺，决定将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吴进才（不久改为许天洁）任支队长，刘林圃任支队政治委员，习仲勋任中共支队队委书记。

起义部队向北且战且走历尽艰辛行至甘肃灵台县蔡家河堡，习仲勋主持召开队委会，决定由刘林圃、吕剑人、许天洁、李特生掌握部队，习仲勋、左文耀到长武县亭口镇找关系，做渡河准备工作。

习仲勋、左文辉到达亭口镇，摸清敌情，选定渡河地点时，得知起义部队北进失利的消息，习仲勋心情非常沉重，为未把队伍带到苏区而抱憾不已。

两当起义失败后，习仲勋秘密回到富平，于1932年7月，在富平县县城见到程建文，接上组织关系。根据程的授意，习仲勋去耀县找陕甘游击队。习仲勋来到耀县照金杨柳坪，找到陕甘游击队，并先后见到了谢子长、刘志丹。习仲勋见到两位比自己年长十多岁的革命领袖，特别昕到周围的同志都亲切地称他们“老刘”、“老谢”时，因两当起义失败的郁闷心情一下子轻松了许多，觉得有许多话要诉说，但一时竟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刘志丹看出了习仲勋复杂的心情，紧紧地拉着他的手，鼓励他说：“干革命还能有不失败的时候？失败了再干嘛！失败是成功之母，我失败的次数要比你多”，“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七十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

谢子长叮嘱习仲勋说：“过去我们没有根据地，现在要搞。从关中逃难过来的饥民多，你在这儿人熟地熟，工作条件好，我们没有枪支弹药留给你，你要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成立农民协会，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

陕甘游击队离开照金时，习仲勋特意赶到金刚庙向刘志丹道别。刘志丹殷切地嘱咐说：“你是关中人，还种过庄稼，能眼农民打成一片，你一定要做好根据地的开辟工作。队伍走了，你们会遇上很大困难，只要政策对头，紧紧依靠群众，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刘志丹特意将陕甘游击队第二大队的特务队留在照金，并授意习仲勋参与领导这支武装，安排大队参谋第五伯昌随特务队行动，协助指挥游队开展活动。 刘志丹、谢子长率陕甘游击队转移不久，留在照金的特务队中队长陈克敏带队叛变，特务队队长程双印在游击队驻地碌暗坪制止叛乱时被叛匪开枪打死。习仲勋即与第五伯昌商量，决定将特务队迅速撤离照金地区，向以武字区、心字区为中心的渭北革命根据地转移。

习仲勋带领特务队到达武字区，改编为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程国笠任支队长，习仲勋任政治指导员。主要活动于三原、富平、耀县一带边界地区。

随着渭北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陕西省委为了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统一领导，十月初，成立中共渭北特委。青年团渭北特委也在武字区同时宣告成立，习仲勋担任青年团渭北特委委员。

11月6日，渭北根据地举行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万人大会，大会期间，习仲勋率领渭北游击队第二大队参加声势浩大的武装示威游行。

9日，三原、耀县小丘、富平庄里国民党驻军与三原、富平、泾阳、高陵、耀县、淳化六县民团突然将武字区四面包围，进行武装“清剿”。根据地被洗劫，五、六十名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革命群众被反动派屠杀。在强敌突袭之时，习仲勋率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转移照金。敌人在照金到处捕人杀人，难以立足，他们又回到心字区。之后，李杰夫离开渭北返回省委，习仲勋秘密回到富平西区一带，继续开展武装斗争。 习仲勋回到都村，发展了岳强明、姚万忠等－批党员，建立了党的组织，并组织群众，在富平西区开展分粮斗争。不到半个月，参加分粮的人就由十几个人，扩大到一两千人。不久，康尚武带领游击队来到富平西区，习仲勋任游击队政委。在殷家堡，成立富平西区游击队，建立农民总会。习仲勋任青年团富平西区委员会、武字区委员会书记和青年团三原中心县委书记，主要组织学运和兵运工作。 1933年春，习仲勋受省委派遣到红二十六军，担任少先队指导员。习仲勋到照金后，按照刘志丹的嘱咐，一村一村地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相继组织建立了农民协会、贫农团、赤卫队和游击队，同时发动群众进行分粮斗争，受到广大农民拥护。陕甘边游击队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至此，照金苏区初具规模。

3月8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耀县照金兔儿梁成立，金理科任书记，习仲勋任特委委员、特委军委书记。在艰苦的革命斗争环境中，成为陕甘边根据地的坚强领导核心成员之一。

3月中旬，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在照金兔儿梁成立，李妙斋任总指挥。因游击队成分复杂，组织严重不纯，4月，红二十六军党委决定，改组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黄子文任总指挥，习仲勋任政委。5月，李妙斋再次担任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

4月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耀县照金兔儿梁召开第一届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雇农周冬至当选为革命委员会主席，习仲勋为副主席。革命委员会下设土地、粮食、肃反、经济委员会。

习仲勋和陕甘边区负责人在建立苏维埃政权过程中，经常深入山寨，吃住在群众家中，访贫问苦，调查研究，进行组织发动工作，掀起了边区土地革命斗争高潮。此后，照金、香山、芋园、七界石、老爷岭、桃曲原、马栏川等区、乡、村革命委员会组织相继建立。一大批有觉悟、有威信的农民成为红色政权的领导骨干，一套新的革命秩序逐步建立。根据地幅员逐步扩大到横跨越耀县、旬邑、淳化、同官等县边界方圆近百里的广大地区。

照金苏区的不断发展、壮大和巩固，红二十六军及游击队连续作战取得胜利，使苏区人民群众看到了希望，但也引起了国民党陕西当局的恐慌。4月下旬，陕西当局调集四个正规团及旬邑、淳化、耀县、三原、同官、宜君六县民团，以杨虎城部骑兵团团长王泰吉为总指挥，兵分四路“围剿”照金苏区。

面对严峻的军事形势，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革命委员会、红二十六军举行联席会议，决定由特委书记金理科和军委书记习仲勋等领导成员随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革委会和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留守在照金地区，领导群众和游击队坚持苏区斗争，红二十六军转入外线，在敌后伺机作战，粉碎围剿。

红二十六军转人外线作战以后，习仲勋与金理科等特委、革委会和游击队总指挥部领导，坚持以薛家寨为中心，军民同仇敌何，利用有利地形，有效抗击来犯之敌，粉碎了敌人的“围剿”，保卫了根据地。 5月的一天，习仲勋、黄子文带领政治保卫队在安子坡遭到民团伏击，习仲勋身受重伤被俘，被民团中倾向革命的周致祥在押解途中放跑。习仲勋从山坡滚下，幸遇一棵大树挡住，因伤后流血过多，难以正常行走，只好一手捂着伤口，一手支撑着身躯，在崎岖不平的山道上艰难爬行。顺着河道，到了郑老四（称郑四哥）家。几天后，由黄子文、周冬至等组织群众抬回薛家寨养伤。

5月25日，红二十六军乘胜返回照金，为了研究苏区工作，制定红二十六军行动计划，中共陕甘边特委、红二十六军、游击队总指挥部在照金北梁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如何发展红二十六军和扩大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问题。杜衡一再强调南下创建渭华苏区，说那里有渭华暴动的影响，地形险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物资补充比较容易，最主要的是可以和红四方面军取得呼应，和鄂豫皖苏区能够取得联系。习仲勋持反对意见，认为红军不能离开边区，但因伤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意见由金理科带到会上。但在杜衡个人专断领导和煽动下，还是作出了南下渭华的错误决定。

红二团南下后，敌人调动大批兵力，妄图一举荡平陕甘边根据地，根据地面临极大威胁。照金游击队只有四十多个人，枪不满三十支，子弹很少，且失掉红军主力的依靠，元处安身，吃饭都成了问题。尽管如此，仍坚持斗争，苦苦支撑，以游击战保卫苏区。先后在淳化、旬邑、耀县一带及薛家寨的周围，发动群众壮大游击队，等待有利时机。

7月21日，杨虎城部骑兵团团长王泰吉在耀县毅然率部起义，成立“西北抗日民众义勇军”之后，在三原辘铲把村与杨虎城部孙友仁特务团遭遇而失败，王泰吉率余部退入照金苏区，耀县起义时组建的耀县游击队也转战进入照金苏区。三原中心县委根据省委的指示将渭北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团，在国民党重兵围剿下，于8月初进入照金苏区。三支革命武装汇集照金，壮大了陕甘边区的革命军事力量。

为了加强对根据地武装力量的领导，扭转根据地的被动局面。8月14日，习仲勋与特委书记秦武山、委员张秀山在陈家坡主持召开了陕甘边党、政、军联席会议，决定坚持并扩大陕甘边根据地，恢复红军主力，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统一指挥根据地武装力量。制定了不打大仗，打小仗，集中优势兵力，深入陕甘边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使根据地的形势逐步好转。 9月中旬，在红军主力转入外线作战之机，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调集耀县、淳化、旬邑、宜君、同官等县民团向陕甘边根据地中心薛家寨发起进攻。薛家寨仅有边区革命委员会政治保卫队留守人员，兵力单薄，习仲勋紧急动员山寨所有人员严阵以待，做好战斗准备，保卫薛家寨。

10月4日（农历8月15日），刘志丹、王世泰等回到照金，习仲勋向刘志丹汇报了陈家坡会议情况以及会后红军主力、游击队发生的变化，刘志丹兴奋地说：“这下就好了，陈家坡会议总算排除了错误的主张，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了。”

12日，红军主力离开照金，再次转人外线作战。不久，国民党陕西当局又一次对照金苏区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围剿”。面对敌情的变化，陕甘边特委和游击队总指挥部调整兵力部署，加强对薛家寨的防守。面对国民党军队和民团的强攻，广大红军官兵，团结一致，同仇敌↑气。但是习仲勋看到敌我力量悬殊过大，坚持防守，困难较大，便向特委建议，应该撤退，不能死守根据地。中共陕甘边特委慎重考虑了习仲勋等的意见，决定习仲勋率先撤离薛家寨，在当地做好部队撤退和转移的准备工作。

习仲勋下山后，隐蔽在附近农村，开展群众工作和接应撤离队伍工作。很快，在强敌进攻、敌民团偷袭下，薛家寨失守了。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民团加紧搜捕和围剿，照金形势异常险恶。习仲勋决定北撤，在旬邑七界石与张秀山、吴岱峰、刘约三等会合，率领突围人员转战甘肃、庆阳、合水一带，参与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1934年2月后，习仲勋历任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共陕甘边特委代理书记、军委书记等职。1935年9月在错误“肃反”中被关押，中共中央率第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获释。1936年1月后，习仲勋历任中共关中特委常委、关中地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中共环县县委书记、中共关中地委书记、关中游击队政治委员等职。

抗日战争时期，习仲勋历任中共关中地委书记，关中专员公署专员，军分区政治委员和警备第一旅政治委员，中共中央西北局党校校长。1943年2月后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绥德警备区政治委员、独立第一旅政治委员。1945年6月，习仲勋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后补委员。同年7月调任南线临时指挥部政治委员，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解放战争时期，习仲勋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政治委员，西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后改称西北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等职，领导土地改革，动员群众支援部队作战，直至西北五省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习仲勋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西北军区暨第一野战军政治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代主席，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政务院（后改为国务院）秘书长。1956年9月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1959年4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1962年8月，因《刘志丹》小说遭受康生陷害，在周恩来的保护下逃过劫难。“文化大革命”中，下放劳动。1978年3月习仲勋被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后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兼广州军区第二政委。12月被增选为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1979年任广东省人民政府省长。1980年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同年9月被补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习仲勋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年9月当选为中共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负责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1988年4月，习仲勋被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任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1993年后，不再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

2002年5月24日在北京逝世。

来源：《照金人物》·中共铜川市委史志办公室 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