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邦英

张邦英(1910-2010)，小名考生，字杰萃，化名常方一。陕西省耀县泥阳堡（现耀州区天宝路街道办事处）人。1927年开始接受马列主义思想，参加学生运动，年初经张汝慎（民中的共产党员，后在渭华起义中牺牲）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8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张邦英3岁丧母，靠伯叔母照料抚养，从小一边干活一边读书。由于天资聪颖，在兄弟中唯其读书最好，深受家人喜欢，全家人省吃俭用，供其读书。1925年夏，张邦英考人西安民立中学。上学期间参加农民代表和少数进步青年组织的活动。1927年11月，张邦英任西安民立中学党支部书记。领导学校党员秘密进行革命活动，发展党的组织。

1928年5月，渭华起义时，民立中学党支部改为特别支部，张邦英任特支书记，并承担东路传递党内文件到渭华前线的秘密交通任务。张邦英亲自将一批油印文件以学生身份，机智地送进守备森严的临漳县城，按规定暗号完成文件交接后，因临漳县城正在捕人，便连夜返回西安，圆满完成了任务，经受了一次革命的锻炼。

1928年冬，张邦英于民立中学毕业后，和同乡同学曹雯（共产党员）一起回到耀县。经组织介绍，在耀县西街面坊找到渭华起义失败后隐蔽于耀县城的冯鸿儒，三人成立了耀县第一个党小组，冯鸿儒任组长。1929年初，张邦英在耀县第一高小以教员的合法身份，以教书为掩护，在学生中秘密进行革命宣传。

1929年冬，冯鸿儒回渭南家乡，耀县党小组和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1930年3月，张邦英弃教从戎，到驻防三原的陕西讨逆军中寻找党的组织关系。几经周折，终于在风翔通过颤寿山部学兵队队长周志学与党组织取得联系，任营委书记，进行兵运工作。

张邦英利用部队中的社会关系，当上了瓢寿山部营书记官，以此建立发展党的组织，秘密从事兵运工作。是年秋，先后介绍了杨再泉、张仲良等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几个连建立了党支部，联络李森等控制几个班、排，约一个连的武装力量。1931年夏，当重瓦寿山部在彬县被杨虎城部收编后，张邦英先后两次要求举行起义，到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陕甘边去，但组织上认为条件、时机不大成熟，未能实现。遂于1932年夏，经党组织批准，张邦英离开部队。

张邦英回到耀县，寻找在这一带活动的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革命武装时，适逢先前回到耀县的张仲良，接上组织关系，建立了中共耀县特支，领导农民进行抗粮、抗捐斗争。不久，张邦英和渭北特委取得联系后，便与张仲良一起参加渭北特委在三原武字区召开的会议，积极在耀县发展党的组织。9月，成立了中共耀县县委，开展武装斗争。不久获悉原所在部队雷天一部发生内证，耀县小丘有几个人带了枪逃回家中，张邦英闻讯即去联系。当天晚上，张邦英赶到小丘镇，即被杨虎城部抓捕，押到小丘镇连部，被怀疑为是共党分子。经两天一夜审问，未获任何口供和证据，随即被释放。

同年冬，张邦英担任中共耀县县委书记，组织当地农民群众，反对苛捐杂税和发动贫苦农民向地主借粮、借钱运动。1933年春，领导农民拿起长矛、大刀、土枪等武器，夜间去豪绅、地主家里进行分粮斗争，以渡春荒。这期间，张邦英与刘志丹在照金开辟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建立了联系，指派专人昼伏夜出，经常给根据地送情报，购买油印机、纸张、药品等所需物资，并为根据地输送急需的干部和一些战斗人员。张邦英的家成了照金苏区的秘密交通站、情报站和物资供应站。

1933年7月21日，驻扎在耀县的杨虎城部骑兵团团长王泰吉（黄埔一期，大革命前的共产党员），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高举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大旗率部举行起义。起义前后，张邦英在省委领导杜衡（后叛变）的指导下，召开了两次县委会议，研究如何配合起义行动。起义后，即协同起义部队，成立了耀县临时革命委员会，逮捕了城内豪绅、地主，镇压了南三保的反动区长，没收分配了城内最大的两家地主财产和官商的屯粮。同时，组建了一支百余人和六十余支枪的耀县游击队，由陈学鼎任队长、张仲良任副队长，张邦英任党代表。发动领导农民处决了阿姑社恶霸地主，没收分配了财物，烧毁了土地、债务契约，处决了东区孙家琼横行霸道、企图破坏当地党组织的地痞流氓，得到了群众的拥护。

耀县起义后，王泰吉率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到三原等地行动。张邦英即和县委几位同志率领耀县游击队，在离城西北十里的自家庄，对游击队进行了整编，成立了三个中队，分别由陈国栋、安天民、张治怀任中队长。随后率领游击队日夜兼程进入照金苏区，受到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秦武山，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陕甘边游击队指挥部总指挥李妙斋，政委张秀山等人的欢迎。耀县游击队被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游击队耀县第三支队”。随即反击了耀县民团的追击，与会合的义勇军余部，抗击了杨虎城部孙友仁特务团的追剿，消灭了威胁照金苏区的后沟寨子的民团。

由于红二团南下失败，陕西省委遭敌特破坏，加之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南下三原失利，渭北根据地失守，红四团转入照金苏区，革命处于低潮。为了扭转照金苏区的局面，中共陕甘边特委在陈家坡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政、军联席会议。会上，张邦英同绝大多数同志站在一起，坚决主张集中行动，反对分散行动，对会议做出正确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会议决定将这三支部队作为主力，成立以王泰吉为总指挥、高岗为政委的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在指挥部的领导下，游击队随即打击消灭了照金周围瑶曲、庙湾、让义村部分民团后向西运动。中途与强世清带领的陕北一支队会合，于彬县庙底消灭了旬邑民团近百人，智取了旬邑县政府所在地张洪镇后，挥师返回照金苏区。这时，正值农历八月十五，又恰逢刘志丹、王世泰等同志由终南山返回照金。张邦英第一次见到刘志丹，感到由衷的高兴。随后，刘志丹被任命为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参谋长，张邦英随部队继续向陇东行动，攻克了合水县城。

9月，西安绥靖公署乘照金苏区兵力空虚之际，调特务团及周围各县民团数千人进行围剿。因寡不敌众，根据地失守。主力部队遂向北转移，消灭了庆阳一部分民团，在毛家沟门反击了赵文治团。为了壮大主力红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新的根据地，11月，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和中共陕甘特委在甘肃省正宁县包家寨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撤销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成立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开辟三路游击区。原红四团改编为骑兵团，将耀县三支队、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少年先锋队编为红三团（耀县指战员占一半，当年有耀半团之称），团长王世泰，耀县三支队编为红三团第二连，张邦英任二连政治指导员。在刘志丹的领导下，转战陕甘边广大地区。先后参加了攻打宜君杨家店子、店头镇、甘泉葡萄沟口、合水西华池、同官（现王益、印台区）黄堡镇、淳化三里原，正宁五顷原子等战斗，粉碎了敌人“围剿”。

在艰难困苦的革命斗争中，张邦英与战士同甘共苦，英勇奋战，两次负伤，并且家中也常常遭到敌人迫害。在一次行军中他得了伤寒病，发高烧到四十多度，既不能走路，也不能骑马。在刘志丹同志关照下，经合水县蔷咀铺一位民团团总的安排救治下，病情好转，即去寻找部队，继续参加战斗。另一次部队向南行动，在途经本村时，因没收了一部分豪绅、地主的大牲畜和财产，给家人闯下“大祸”，父亲被反动当局以其子为“匪首”的罪名，逮捕入狱，继母受累受惊不久去世。父亲出狱后，由于精神上受到强烈剌激，于1945年离开人世。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并未使张邦英的革命斗志受到动摇，反而激励了他同敌人斗争到底的坚强决心。

1934年7月，以谢子长总指挥，郭洪涛政委，贺晋年参谋长率领的陕北游击队来到陕甘边，在阎家洼子召开陕甘、陕北主要领导参加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会议，张邦英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决定，派红三团去陕北协同当地游击队粉碎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会后，张邦英即调到陕甘边特委任组织部部长，在陕甘边特委书记张秀山，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习仲勋，军委主席刘志丹的领导下工作。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中共陕甘特委决定在第三路游击队活动地区成立陕甘边南区党委和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张邦英任陕甘边南区党委书记兼游击队总政委，黄子文任南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张邦英遂将当地游击队与起义民团合编带到陕甘边南区驻地黄陵县双龙镇川高窑子，协同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陈国栋，政委张仲良，在已有的正宁、宁县、旬邑、淳化、耀县、中宜、富甘游击队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当地革命武装，建立各县党、政和群众组织，扩大革命根据地，并恢复了照金苏区。

是年冬，从当地游击队中抽调了两个连的兵力，补充红四十二师主力部队，继将三路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一团，成立了陕甘边南区游击队总指挥部，张邦英任南区游，击队政委兼中、宜、富、洛游击队政委。

1935年8月，陕甘边南区领导机关转移至旬邑三嘉原、甘肃正宁南邑村等地，张邦英调任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主席，领导建立各县党政领导机构，组建游击队。9月，张邦英任陕甘边南区游击队总队政治委员兼中、宜、富、洛游击队政治委员，陕甘边南区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兼苏维埃政府副主席。1936年初任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

12月，在党中央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为适应抗日战争的新形势，发展西北革命根据地，将陕甘边南区改为关中特区。贾拓夫任关中特区特委书记，张邦英任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1936年5月，张邦英任关中特区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关中军区（第一作战区）政治部主任。参加了陕甘宁边区的创建和反围剿斗争及西征。下半年，张邦英进人中共中央党校高级班学习，12月调任中共陕甘省委组织部部长。

1937年5月，张邦英调任陕甘宁特区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1938年任中共陕甘宁特委组织部副部长，1939年1月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被选为边区参议会副议长。1940年9月任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常委、社会部部长、陕甘宁边区中央局组织部副部长、边区党校校长、西北党校校长等职。1943年9月，张邦英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延属军分区政治委员，6月任中共西北局秘书长，12月调任中共陕南区委第一书记。1949年5月，任陕南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兼任陕南军区第十九军第一政治委员。

1950年1月，张邦英任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陕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陕南区党委书记、行署主任，1950年11月后，历任中共新疆分局第三书记、中共西北局农村工作部部长、中共西北局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副主任、交通工业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华北局候补书记等职。“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5年6月，平反后，历任中共山西省委统战部部长、山西省第四届政协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副部长、党组成员。是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三、第四、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共产党七大、八大代表，十二大、十三大当选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大特邀代表。

2010年6月在北京逝世。

来源：《照金人物》·中共铜川市委史志办公室 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