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良

张仲良(1907-1983)，耀县寺沟乡方巷口村（现铜川新区咸丰路街道办事处）人，10岁人石人庙小学读书，后人乙种实业学校学习桑蚕技术，18岁毕业，在周边小学以教书为生。中原大战爆发后，政府摊派、官员腐化、人民群众不堪重负，学校难以维持。张仲良失业后，便同陈学鼎一起参加了杨虎城的部队。1931年2月，在部队经张邦英介绍加人中国共产党。

1931年春，张仲良所在部队从甘肃经彬县开到泾阳，张仲良与张邦英商量后，决定离开杨部，回耀县开展党的工作。

张仲良回耀后，在同学唐天杰（耀县唐北堡人）的帮助下，到石人庙小学教书，并与在耀县的共产党员杨再泉、曹雯取得联系。根据武字区委指示，1931年6月在杨家河村杨再泉家成立了耀县第一个党支部，张仲良任支部书记，时有党员五名。为了便于活动和隐蔽斗争，不久，支部转移到距县城较远的阿姑社村。12月，耀县支部改为中共耀县特别支部，张仲良任特支书记，由杨再泉、宋子歧、刘林圃分别负责组织、宣传、军事工作。

特支建立后，组织不断壮大，活动范围也逐步扩大，由川道向晾区发展，支部成员分别到野狐坡、石人堡、华里坊、王益村等地建立基层组织，秘密发展党员，领导农民进行抗粮、抗税、抗捐、抗债、抗租的五抗斗争。至1932年4月，全县党员已发展到五十一名，基层组织发展到三个村支部，一个特支，一个党小组。

1932年春，关中大旱、群众生活艰难。国民党耀县当局不顾人民死活，苛捐杂税有增无减，当地驻军又大征民工，建造兵营。刘志丹领导的游击队在照金地区的活动和三原武字区创建苏维埃运动波及耀县，中共耀县特支联络西摞一带农民，发动了声势浩大的“交农”运动。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大批灾民潮水般的涌向县城，愤怒的灾民架起农具，焚烧了西城门楼，迫使国民党耀县县长李建堂答应减免粮税，停建兵营，交农斗争取得胜利。但张仲良被耀县当局以共产党人嫌疑逮捕关押，后经组织营救出狱。

6月，张邦英从部队回到耀县，协助张仲良进行党的建设工作。不久，耀县特别支部改为中共耀县区委。

10月，中共渭北特委成立，在三原县长拗堡召开渭北各县联席会议，传达中共陕西省委《关于开展游击运动创造渭北新苏区的决议》，张仲良和张邦英参加了这次会议。根据会议精神，耀县区委在泥阳关帝庙召开党员大会成立中共耀县县委，张仲良任书记。县委下设设组织、宣传、军事三个部。

11月，中共陕西省委巡视员来耀县指导工作，鉴于张仲良在“交农”斗争后曾经被捕及耀县的斗争实际，决定由张邦英接任耀县县委书记，张仲良调到西安凿井训练班做党的地下工作。

1933年7月，张仲良受陕西省委指示，由西安返回耀县，配合王泰吉起义，组建革命武装。7月21日，杨虎城部王泰吉骑兵团在耀县起义，宣告成立“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骑兵团改编为“第三路”。王泰吉任义勇军总司令兼第三路总指挥。当晚，中共耀县县委在曹雯家里召开第二次会议，省委代表杜衡、杨声和回耀的张仲良等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立即组建耀县游击队。第二天，在中共耀县县委的领导下，耀县游击队在阿姑社村成立，收缴了北区民团的全部枪支，吸收倾向革命思想的团丁为游击队员。

耀县游击队成立后，积极配合起义部队在乡村开展革命斗争。捉拿并处死了民愤极大的北区恶霸地主，召开群众大会，当场烧毁土地契约和债权契约。接着，耀县游击队在孙家掠党支部书记蔡奉凯带领下处死了作恶多端的反革命分子，游击队很快便发展到八、九十人，六、七十支枪。

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向三原进发后，耀县县委带领游击队转移到自家庄，继续发动群众，打击豪绅地主。同时，对游击队进行了整编，陈学鼎任队长，张仲良任副队长，张邦英任党代表。随后游击队经墓拗、高山槐转入照金苏区。

8月上旬，中共陕甘边特委鉴于耀县县委干部全部随游击队到了苏区，地方党的工作无人组织领导，遂派张仲良为特派员，带领宋子歧返回耀县前螺地区，负责耀县县委工作。

耀县起义后，国民党政府和地方民团加强了对耀县城乡的控制，通缉县委和游击队领导人，土豪劣绅、恶霸地主纷纷反攻倒算，耀县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张仲良回到耀县后，许多地方都难以立足，只能冒险在农村和部分党员秘密接头，在艰险的环境中进行更为隐蔽的活动。11月，张仲良北上陕甘边参加了红军，耀县县委工作由宋子歧负责。

薛家寨失守后，突围人员北上南梁一带，与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主力会合。11月3日，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甘肃省合水县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总结和吸取了照金苏区失守的经验和教训，决定撤销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建立陕北、陕甘边、关中三路游击区。第三路游击区以照金为中心，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张明吾为总指挥，黄子文任政委，不久，黄子文因病离队，张仲良担任第三路游击队政委，领导平子、旬邑、淳化、照金游击队，积极开展游击活动，发展革命武装。

经过几个月的连续战斗，三路游击队力量不断壮大，新建了新正、富县、宁县、揪头、耀县、中宜等六个游击支队，使照金苏区迅速恢复和发展。经过艰苦奋战，第三路游击队到1934年已经发展成十四个支队。

1934年夏天，张仲良根据中共陕甘边特委的指示，以陕甘边特委特派员身份，到宁县揪头原开展建党工作。陕甘边一带哥老会、民团和土匪较多，张仲良带领游击队在摸清情况的基础上逐一进行分析，对有条件争取和分化的尽力争取。由于张仲良卓有成效的工作，宁县揪头原的工作局面很快打开，不久，宁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在揪头原建立。

9月，陕甘边特委决定将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活动区域划为陕甘边南区，在中部县（今黄陵县）小石崖成立了中共陕甘边南区党委和南区革命委员会，张邦英任党委书记兼游击队政委，黄子文任革命委员会主席，张仲良任区委委员。

同年秋，为了壮大红军主力，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遵照红四十二师师委会的指示，从平子游击队抽了一百多人，编为红三团第三连。9月，以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和特务连为基础，组建了红四十二师第一团（即红一团），陈国栋任团长，张仲良任政委，下辖两个连，二百多人。红一团组建后，在更广阔的领域上开展游击战争，先后消灭了黄陵县龙房原、雷庄等地的民团，摧毁了富县、宜君、黄陵一带的反动政权，开辟了洛川、宜君、黄陵游击区，直接威胁到威榆公路。

1935年4月，国民党军马鸿适、马鸿宾部“围剿”陕甘边根据地，红军主力北撤。张仲良、陈国栋奉命率红一团奔袭金村庙原，战斗失利。张仲良遵照上级指示，认真总结战斗失利的教训，从地方游击队中抽出几十人补充到红一团，很快恢复了红一团的战斗力。

5月，组织派张仲良到地方工作，被任命为中宜县革命委员会主席，活动于宜君、黄陵、富县一带。7月在富县挑园，以中宜游击队两个连、富甘游击支队的一个连为基础，成立了中宜独立营，开展游击战争。

同年冬，以小石崖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南区不断扩大，已扩展到正宁、宁县、淳化、耀县全境及黄陵、富县、宜君、同官（今铜）,,）的部分地区。游击队活动区域则达到东起威榆公路、西接西兰公路的十多个县境内，形成了广大农村对县城的包围态势。

9月，“左”倾错误思潮席卷整个西北苏区，错误地开展了“肃反”斗争。张仲良也未能幸免，被捕后，关押在安定县瓦窑堡的一个窑洞里。就在这时，中共中央红军长征到达西北苏区，下达了“停止杀人，等候处理”的命令，张仲良才逃过了一劫。

张仲良获释后，中共陕北省委某领导让张仲良给其当秘书，张仲良多次要求去一线，或者离开根据地到党校学习。这时在红军学校当教员的张秀山和在中央党校学习的习仲勋、陈学鼎来看望张仲良。习仲勋和陈学鼎把张仲良接到中央党校，习仲勋的夫人给张仲良洗衣服，用开水烫衣服上的虱子。在这里，张仲良深深地感受到了战友间的情谊和温暖。随后，在习仲勋的建议下，经组织批准，张仲良到党校学习，特别是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多年后，每当回忆起毛主席亲自给他们讲课的情景时，都会倍感亲切。

12月，张仲良参加了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又一次聆听了毛主席《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策略》的著名报告，并受到周恩来副主席的亲切接见。之后，张仲良任中共陕西省委军事部副部长兼关中特区司令部司令员。

抗日战争期间，张仲良历任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关中分区专员、延安八路军留守兵团教导一旅政治委员等职，一直坚守着陕甘边区南大门。始终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积极开展反摩擦斗争，有力地回击了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进攻，为保卫陕甘宁边区做出了贡献。1945年4月当选为党的七大代表，出席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仲良调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先后任政治部副主任、副政委。1947年春，党中央撤离延安，陇东地区的工作陷于瘫痪，反动地主猖狂反共倒算，情况十分危急。张仲良受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委派，调任陇东军分区司令员、陇东地委书记、行署专员。经过7个多月的艰苦斗争，稳定了陇东局势。同年11月，张仲良调任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后改为第一野战军第四军）任政委。辗转西北战场，先后参加了瓦子街、西府、荔北、扶眉和兰州战役。兰州解放后，奉命进军青海，直取西宁，为解放大西北立下卓越战功。

建国后，张仲良任青海省委书记、省政府副主席。1954年5月，张仲良调任甘肃省委书记。在追歼残匪，巩固革命成果，建立民主政权，进行土地革命，执行民族政策，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等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在任甘肃省委书记时，张仲良虽犯有浮夸冒进错误，但他勇于承担责任，多次进行自我检讨，记取这一深刻教训｜｜。他经常说：“人不要怕别人知道自己的错误，错了能承认，能改正，群众就谅解，就欢迎。”

1956年，张仲良出席了党的全国第八次代表大会，并在八届二次会议上被补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60年调任西北局书记处书记。1961年到中央党校学习。1965年8月调任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

在十年内乱中，张仲良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和迫害。在困境中，张仲良关心党和国家的命运，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坚信胜利。张仲良常说：“知人论世，黑白分明”，“党心不可欺”，民心不可负，道路尽管曲折，前途却是光明的”，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张仲良竭诚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并在工作中认真贯彻执行。恢复工作后，张仲良先后任江苏省科委主任、党组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务。1978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9年4月，重任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在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中，张仲良对执行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忠贞不渝，敢于解放思想，大胆创新，为拨乱反正，肃清“左”的影响，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贯彻调整、整顿和改革的方针，做出了新的贡献。

十二大时，张仲良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1年，张仲良年逾古稀，退居二线，开始撰写回忆录，著有《纪念刘林圃》、《回忆解放兰州战役》等文章。

1983年2月27日在南京逝世。

来源：《照金人物》·中共铜川市委史志办公室 编